而由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可以有效缓和这种权力对冲状态，更有利于权力机关和监察机关行使各自的职权，特别是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尽管存在征求意见、协商讨论等民主机制，数以千万计的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极度分散且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又都受限于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有力、有效地同平台进行对抗，更难对平台规则的立、改、废产生直接的影响。2019年10月28日，格兰仕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天猫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相关事宜提起诉讼，同年11月4日被法院受理。

平台规则的效力应具有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平台不得随意修改、废除规则。首先，平台是新的生产力组织者。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二分法，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基础上，已越来越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13][美]伊恩·艾瑞斯：《大数据：思维与决策》，宫相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对于私主体的行为，主要通过私法加以调整。

文中所称平台用户，包括平台消费者用户和平台内经营者用户。在电子商务法起草过程中，有观点认为，平台是一种纯粹私人性质的市场主体，不可能承担管理性职能，但立法者最终采纳的观点是，既然相关的网络交易空间为平台所建构，要求平台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能就是合理的。新宪制法治与第五根本法(权利和自由)互为表里，新宪制法治是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也是对它的节制。

港澳回归，是国家建构的二期工程，是补课。第二层，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视为处于内地，不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规定的将全国性法律在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情况。张定淮、底高扬：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授权的性质，《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5期，第7页。尽管如此，这部宪法的临时过渡性还是被明确表达出来了，这一点和宪法的稳定、持久有效性相区别。

7月，中英谈判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国家把港澳不仅定位为两个行政区域，还定性为两个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

后来两部基本法采取了两种处理方式，一是规定五十年不变，二是规定了基本法修改的权力和程序并设定了内在限制。尽管从字面来看，港澳居民的基本权利与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并无二致，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区别。第五，两部基本法在序言最后一段已经宣告是根据宪法制定的，第11条再次指明是根据《宪法》31条，从立法技术上讲确属罕见，其意无非强调：①宪法是母法，高于港澳基本法。其中针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几乎每次都引发重大争议，而由港澳本地司法复核案件引出的基本法解释事实上已经成为基本法实施的常态模式。

这个任务留待学者去承担。[13]一般而言，例外状态乃是国家权力对于国家危机的直接回应，在其中，法律通过悬置自身或部分悬置、实行专政而拯救自身的生命。对于宪法寻宝者而言，宝藏在宪法之内。[6]这个词被采用为法律文件的名称始于17世纪。

第31条是关于制宪权的宣示，也是一个制宪权——日常立法权转换器。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坚守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主权范围内的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

这种事实上的自足性是授予其高度自治权的客观基础之一，而高度自治权应该是Yash Ghai教授基本法自足性理论的依归。何谓一国两制的初心?不变形、不走样与积极有为如何协调？所谓不走样、不变形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不是说基本法的规则是僵硬的，无需或不可以被赋予与时俱进的内涵，而是指要坚持基本法内含的根本法不动摇。

[23] 在宪法理论上，还有一个说法叫高级法(higher law)。为什么用禁令的语言格式书写呢？这无疑与两个基本法序言第一段叙述的两地长期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的历史有关。我理解他的疑问是：行政区是一个宽泛的种属概念，包括各级行政区划，而非专指某一级行政区划的名词，特别行政区究竟是哪一级行政区划？用知识库里的什么东西来类比想象？当时我心如受到蜂蛰，几年来这根蜂刺一直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逼促我不停地反问自己：我们真的能说清楚什么叫特别行政区吗？ 基本法是一个需要理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研究领域，但基本法研究长期陷入理论贫困。[21]参见程洁：香港新宪制秩序的法理基础：分权还是授权，《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99页。[27]另一方面，我们尚未真的找到宝藏，只是找到了一个藏宝清单而已。如果把基本法大写，当成一个专有名词，把根本法作为一个宪法学上的理论术语，这个说法又是有意义的，正如说宪法是根本大法一样。

换言之，这个均字的覆盖面究竟有多广阔，是否涵盖了港澳特区存在方式的全部内容，从而使得港澳日常存在无需求助于宪法。国家理性意味着，理清对国家保存和维护其完整而言必要的和足够的东西。

第31条是一般的授权规范吗？宪法授权是否应该有底线？很多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宪法的某些原则或条文不能修改。例外状态和必要状态是德国术语，法国和意大利偏好使用紧急命令和围困状态，英美法则用戒严法与紧急权力。

此外，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称，港澳居民的基本义务只有一条，即遵守港澳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高度作为一个法律用语是一个模糊的形容词，具体内涵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宪法设计。

[16]阿甘本的解释是，施密特区分了法的效力和法的适用，例外状态悬置的不是法的效力而是法的适用。[26]两部基本法都在第八章规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澳门)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基本法作为一个概念，在英国、美国、法国很少使用，但这些国家有一个完全对应的概念，即根本法(fundamental law)。在这两种理论中，例外状态的理论都被化约为必要状态(status necessitatis)的理论因此对于后者是否存在的判断便消解了前者是否正当的问题。

第三根本法——资本主义——直接服务于第二根本法——繁荣稳定，与国家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截然对立，但一定程度上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国家理性——富强，暗合国家宪法内含的改革开放的方针。转引自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根据效力层级理论，港澳原有法律，与基本法抵触者不得保留。只有这样理解特别二字，才能把港澳基本法的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解释为合宪，也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说港澳基本法是宪法的特别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通过动态平衡、世界大平衡的视角来审视基本法关于中央地方关系的非对称宪制安排，有助于充分认识基本法的宪法正当性。

这个假定的意义在于给基本法解释留下尽可能广阔的空间。在一国两制的日常实践层面，这个宪法难题主要表现为如何处理好中央与港澳特区的关系。认为基本法抵触宪法不仅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意义的。②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二、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有人指出基本法草案第4条(正式文本第5条)与《宪法》第24条抵触。港澳基本法是实用主义制度观的应用范例。

《宪法》31条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三)必要时是例外状态的表述形式 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研究者注意到《宪法》31条的必要时这一状语的宪法意义，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港澳统一之时那个事实性的时刻，因为他们没有将港澳回归与例外状态理论联系起来。

在立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必然将其作为宪法问题来对待，而且对于这种打破国之根本的立法，立法辩论更是激烈。国家统一的英文翻译是national unity，指的是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政治民族的同一性，具有很强的政治伦理色彩，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底线。